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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

作者:简历君 时间:2021-06-08 06:49来源:写简历网

纣王

殷纣王

殷纣王的双重标准

  事物分类要有统一标准,评价事物也要有统一标准,评价人物更应有统一标准,统一角度。如国王、皇帝的生活,.哪一个国君的生活水平不是这个国家最高的?为什么纣王就是就是贪图享乐别人就不是?再如对女人,纣王宠一个妲己就成了大罪过,皇帝们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为什么么就是正常的?“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见《淮南子·汜论训》)为什么文王十五岁时就有了第二个儿子武王,就不是好色,连“非法”也不是罪过?

  文王“为玉门、筑灵台、相童女、击钟鼓”。他的国家那么小,那么穷,文王生活那么奢侈,不是罪过。而纣王国家那么大,那么富,建了个鹿台就成了大罪呢?同样的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说性质就会截然相反,这是不公平的。

  纣王征东夷是自卫性的,又是安抚性的,有人就说纣王“穷兵赎武”。文王获征伐权后,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谁不听我说,我就伐谁。不但没人说“穷兵赎武”,反而赞扬说完成了对纣的战略包围。

  同样是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不满,称纣的三个反对派箕子、比干、微子为“三仁”,而且微子已经叛国,还要称“仁”。称武王的反对派“三监”,叫“三监”叛周,是叛徒。

  纣王杀比干是残暴,周公杀管叔,却说“周公杀兄,犹之为仁。”

  这些都是什么逻辑?

  周是小国,周人自己说自己是小国。有人强调周的胜利时,也说周是小国。因为小国打败大国,了不起。然而,强调纣王昏庸时,又说文王乃献洛西赤壤千里,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焉。既是百里小国,何来赤壤千里?强调文王仁时,说文王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事殷。既为百里小国,何来三分天下有其二?难道这些说法不矛盾吗?

  成者王,败者贼。不应该成为我们衡量事物的标准。不能因为武王打败了纣王,就说武王对,一切都对,好,一切都好。纣王失败了,就说纣王坏,一切都坏。一切应该实事求是,这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殷纣王的恶名形成

  殷纣王是中国暴君的典型。这似乎已成千古定案。早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将他的人品列为下下。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中,随处可见殷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如“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观其心”,“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读之令人毛发悚然。而近年出现的舞剧《凤鸣岐山》,再现了殷纣的暴君形象。 纣王的残暴是周人为了说明伐殷有理,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强加给纣王的。后人怕得罪周人,都跟着喊。有言曰: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再后来的人莫得其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结果纣王的所谓罪过代代叠压,以讹传讹。有人讲点实情,也形不成气候,改变不了形势。所以历代有人为纣鸣不平,历代潮流说法都说纣王是暴君。现在,我们分阶段来看纣王的所谓罪过。

  伐纣时周人仅提出纣王三大罪状,这三条在前面我们己有分析,不是什么罪状,而是观念更新思想进步的必然结果。说明这时周人拿不出纣王的真正罪过。

  周公东征前,周人并没有批评过纣王的什么罪过。没有发布过任何有关纣王罪过的文诰。这进一步证明殷王没有什么罪过。

  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看到,纣王影响力太大,不搞臭纣王,就会直接影响其统治地位的巩固。所以,要加大对纣王的批判力度。但是,除了说纣王饮酒享乐之外,又提不出更多的问题。周人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殷人的质问,为什么灭殷?理由何在?周人无言以对。他们面对殷遗民,无法胡编乱造纣王的罪过,所以,只好利用殷人信鬼神的特点,把责任往上帝身上推。他们对殷民说,不是我小小的周国敢夺取殷国的大命,因为上天不把大命给予那些善于说慌而又胡作非为的人,所从才辅助我们周国。假如上帝不给我们,我们是不敢妄求这个大位的。上帝是圣明而威严的,我们下民只有本着上帝的意旨行事。(《多士》)你们殷人也不要怨恨我们。

  在以后的发展中,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不惜“以无为有”,给纣王又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纣王和夏桀王相提并论,把桀王的罪名加到纣王头上。依据桀描绘了一个纣的形象,这是很不应该的。桀为国而死了吗?夏遗民为桀反叛过商吗?没有。所以,桀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在当时就引起了许多正义者的不满,孔子的学生、纣王的老乡子贡就忿忿不平地抗议,为纣王抱不平。.指责小人将天下的坏事尽往纣王头上安。如刘向《新序·节士》曰;桀为酒池,足以运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年千人。贾谊《新书六·春秋》曰:宋康王……剖伛者之背,折朝涉之胫,国人大骇。后来人们把酒池折胫之事又都安到了纣王头上。这就是例子。 

殷纣王的历史结尾

  纵观历史,从纣王软囚文王、坚信西周、放纵微子、慷慨殉国、夷齐责周、殷遗民叛周等历史事件看,.从朝歌人民用地名、民间故事纪念纣王的情况看,殷纣王不是一个暴君,更不应该是一个暴君的典型。.在有些问题上,纣王不但不残暴,反而显得颇为仁慈。如,对文王,对他的反对派.。再加上他对我国历史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说,殷纣王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国君。当然,人无完人,肯定殷纣王有他的缺点错误,我们不能要求殷纣王完美无缺,但要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对有些指责也要作历史的分析,如指责纣王沉湎酒色,带的殷民也爱喝酒。纣王爱喝酒,这可能是事实。因为殷国农业发达,粮食多,所以做的酒多,喝酒的人也多。周国农业落后,粮食少,吃饱肚子尚且困难,那有粮食做酒。

所以酒很少,酒成了稀有物,喝酒是一种奢侈。所以,文王反对喝酒,谁喝酒他指责谁。纣王喝酒,酒量也大,因为酒多,殷民也喝。这种情况在周人看来,就是一种罪过。也不要说纣王好色,如果纣王真的沉湎酒色,他还会倒曳九牛扶梁易柱吗?他还会带兵打丈亲征东夷,亲赴牧野沙场吗?

殷纣王的抹黑帝辛

殷纣王的综述

  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选成”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 哪些人参与了“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殷纣王的生死仇敌周人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大王季历起便大肆扩张,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殷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 ,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音“有”)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进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殷纣王的叛徒内奸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按现代的话,应该叫做“商奸”——那时尚未有汉民族。“商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们。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祗,“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王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次子等等。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吕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试释》)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竹书纪年》)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商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王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米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中,飞廉、恶米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殷纣王的战国诸子

  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殷纣王的置疑反驳

殷纣王的古代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十九》)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转引自宋英泽:《故都圣贤——殷·受辛》淇河文化研究第二卷)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纣都有,而桀没有的,纣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但是,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鼎故不足以革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亡于“纣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外: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殷纣王的现代

  到了现代,置疑与反驳声势愈演愈烈。胡适做了一篇论文《说儒》,指出《诗经·商顷·玄鸟》诗中“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禄是荷”,是歌颂商族中的一个伟人,但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于是便将之作为“悬记”而安在了孔夫子的头上。这一来引起大争论。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是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而郭沫若亦著《驳说儒》,予“悬记”以批判。郭氏指出:这个人就是帝辛。“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在牧野大战后,“殷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因此,“在殷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殷纣王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了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纣王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殷纣王的河山梦断

  现在,可以对帝辛与商末帝国的状况做个完整的梳理了。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其手段卑鄙也面目可憎,只看商亡后的表面便一目了然:“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牛,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副无耻之极的奴才相,千百年来无人出其右者。司马迁如此揶揄,亦是鄙其为人。因而既然“微子启、胶鬲与周盟”,早已通敌作了内奸,又刻意作出如此做派,真可谓无耻之尤!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那样丧心病狂,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自盘庚以降,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帝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故而在商帝强势力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间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

  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与古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极为相似。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简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纣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现代人认为,帝辛为解除西边威胁,于此时杀掉了西伯昌,而不是象周人说的那样因诸侯声援而惧而释之。

  在解决了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而这时,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帝甲、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了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煌煌大商顷刻间轰然倒塌,帝辛山河梦断,壮烈殉国。

  现在,再回头来看看毛泽东的评语,便能理解为会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能够理解“纣王那时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因此,微子启从周人手中乞求而建的宋国的商人后裔,才会写出《玄鸟》那样的诗来纪念帝辛、赞美帝辛,称帝辛为无微不胜的“武王”。这篇短文,亦将在《玄鸟》的颂声中作结: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士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殷纣王的相关影视形象

  除了电影《妲己》之外,其他的影视形象都与《封神演义》(《封神榜》)有关。

  申荣钧 饰 纣王(林黛版电影《妲己》

  张续成 饰 纣王(梁丽版《封神榜》)

  达 奇饰 纣王(傅艺伟版《封神榜》)

  郑子诚饰 纣王(温碧霞版《封神榜之爱子情深》《封神榜之忠义乾坤》)

  马景涛饰 纣王(范冰冰版《封神榜之凤鸣岐山》)

  吕良伟饰 纣王(林心如版《封神榜之武王伐纣》)

纣王是什么意思?

纣王帝辛(?--约公元前1046),本名受德,后世称商纣王,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君主。纣是周武王灭商以后给他的谥号,谥法中“贱仁多累曰纣”,,残暴无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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