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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与民国的距离

作者:简历君 时间:2021-06-01 22:27来源:写简历网

着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华人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影响了一整代的中国台湾历史学者。余英时,一九三0年生,成年以前生活在中华民国治下,但是他的思想视野不受限于国民党的政治框架,也不受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走出第三条路——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余英时在一九五0年代赴美国以后,可说是“文化上的中国人”。

余英时与民国若即若离的关系,与大部分民国迁台知识分子的家国记忆(如齐邦媛教授在《巨流河》展现强烈的爱国抗日立场)不太相同,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

首先,从《余英时回忆录》可知,余英时在抗日战争时期,被父辈送回故乡安徽潜山住了九年,他谦称这段时间“失学”,很少正式上学,小学及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没有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换言之,亦无受到当时党化教育的影响。比较而言,这与齐邦媛并不一样,她在重庆南开中学、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求学,受过完整教育,自然有更强的国家意识。

其次,余英时在一九五五年从香港至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差点不能成行。因为在中国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国务院当时有一个协定,香港与澳门的中国人赴美国,必须用中华民国护照。余英时透过中国台湾教育部和外交部申请护照,可是中国台湾派在香港的地下公安人员,没有找他问话,也没有详细调查,就秘密呈报政府,说余英时是反国民党的“第三势力”,到美国后将发出对中国台湾不利的政治言论。

实际上,虽然余英时当时曾经在香港替所谓的“第三势力”刊物写文章,但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倡导民主自由的价值,从未涉及国民党,这却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他的护照申请案被搁置,没有下文。后来在美国驻港总领事等人的建议下,余英时用“一个无国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的身分,以替代方式合法赴美。

余英时在美国求学及任教以后,虽然并非中华民国国籍,但开始与中国台湾学界有长期而密切的互动,并于一九七四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也是在中国台湾,许多学人对他感到熟悉的原因。

另一方面,余英时在中国台湾学界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例如在一九九0年代,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准备请考古学界地位崇高的院士张光直担任副院长,负责院内人文领域的学术事务,特地打电话聘询余英时的意见如何,他表示支持张光直。回忆录的这则记载,无意间透露出余英时对中研院人文领域的影响力。

从余英时的回忆录可知,虽然他出生并成长于民国治下近二十年,但是他对民国可能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或情感,反而更关心中共席捲中国的原因。

因此,相较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是他探讨中国史的重要对话对象,也成为他力图走出中国思想史的新路,兼顾外在背景(政治文化和制度)和内在理路(思想和学术脉络)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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